我最近时间不允许。
居安必先思危。在“十一五计划”制订工作展开之际，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重点科研院校、主要民间组织以及国外大学、驻华国际组织的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了调查。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对我国“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科学预测和分析。
就业问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有专家指出，要解决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三农问题。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前，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在日趋强烈。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中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其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不够完善。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受国有企业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越过国际预警的“红线”，它的直接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生态与资源问题。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并限制了经济增长。
台湾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争取台湾的民心将是中央对台政策的关键。
全球化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专家指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未来中国吸引外资的程度将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
国内治理危机是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等等。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明确政府的有限责任，强调民间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
信心和诚信问题。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败坏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如何重建社会公众的信心和诚信，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除了艾滋病，去年的SARS危机暴露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也将在很长时期内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丁元竹 陈崇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