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归来
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阿巴又一次独自出游，又回到了户外这个很可爱的江湖。
大理是个可以一再去的地方。就好象家一样。
我在出差后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盘算着去哪里。在昆明文化巷的漫林书店，我买到一本《云南天堂》，去曲靖罗平看油菜花的线路非常方便，每天有往返的旅游专列，只要四个多小时就到了。我高兴得就要跳起来，给朋友的短信上说我就要躺在油菜花田里睡大觉晒太阳了。在发烧得头晕脑涨的时候，我突然清醒了一下，问了一下当地旅游公司说那边的油菜花早谢了，要去安宁温泉那边或许还有一些。
联系大理的一位朋友也没有回音。
我准备第二天和同事分手后再去文化巷买几本书就回成都了。
但是我走着走着就走进路边一家机票公司了。我说着说着就已经定好了昆明-大理-昆明-成都的联程机票。我这一次，结结实实的体会了一次对一段旅程的渴望，然后失去，然后再渴望的煎熬了。有一小段时间，我怀疑我想要去旅行的动机不纯，太复杂，仿佛是在与日常生活的故意的抗挣，想要寻找一点意义或者答案。
当早晨7：15，我在一片蓬勃的朝霞里，在很多人的梦里无声的起飞时，我突然想起一句不太相干的话：从来没有命定的不幸，只有死不放手的执著。我不由嘿的一声笑出来。
不一会儿，透过一片海市蜃楼般的天幕，大理的洱海已经迎面而来，远处的苍山静默的带着一丝一丝的残雪。心里轻声的对他们说：我回来了。
径直去了古城住过一回的客栈，看店的小女孩子说领你去看房间吧。我说不用了，我住过的，声音里有一点兴奋和夸耀。选了两面有窗的那一间，上一回住的时候是被两个老外占用了，这回我可以独自享受，现在就可以躺下去，睡在那里，直到太阳光完全从窗缝里涌进来。
我去喜州看白族的民居。我去周城看扎染。顺着风的方向，我去看上关的花。一路遇到的都是成群结队的旅行团，几乎没有象我一样单独的行人。风景倒是在我眼里失去了往日的灵性，我只是坐在我熟悉的每一处，静静的观望他们。我和买印度饰品的老板一起闻着香，听那种性感缥缈的印度音乐，我说你们家的书呢原来放在这儿的，他说在楼上呢，我就上去坐在蒲团上看了一会儿书。我坐在那家潮州菜馆吃了一顿饭，和老板家的孩子一起看电视，然后读完了我随身带的一本阿加莎。有两人吃完饭叫我收钱，我就帮老板娘收了。阳光里、灯火里，我慢慢的闲着，看他们把我要吃的比萨放进炉子里烤起来，和CD店的老板说到他昨晚刚看了《伊万的童年》，我说我正好昨天刚买了本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和10多张刻的老电影。店子的小巷里一阵风吹起扎染的花布，花布吹起落下的时候，我们的脸出现又消失，我们的眼光遇到又掠开，空气里的是一种熟悉又陌生，温暖又孤独的气息，呵，多么塔可夫斯基。
本来想晚上和住的客栈的乐队鼓手们一起度过一个听音乐的夜晚的，可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只有那具鼓还在那里象是摆设。在网上，白玛说她要在的话就打鼓给我听，我说那我一定要听疯过去。在网上，给小墨说我在大理，她说她在珠海。我们都还在一个地球上，真好。
在大理住了一晚。比在昭通和昆明都睡得好。昭通的夜晚，睡不着，一直听到深夜的路上清晰的马蹄声。昆明的夜里，因为突然的期盼和得失心有一阵痛。
去下关的朋友家住了一晚，她刚生了儿子11天。坐在她旁边椅子上看《小飞侠彼得潘》，和她聊着育儿经以及如何恢愎体形如何处理婆媳关系种种，一起接待那些来串门的亲友。我就象是一个地道的大理人了。
离开大理那天，赶上东航职工罢工，回昆明的航班取消，成都的航班也赶不上。我们几个要赶路的人一起租了一辆车，一个国家电网上班的51岁浙江人，一个新华社记者北京人，一个开金矿的30多岁不知道哪里人。他们问我大理可好玩，我说没什么好玩的，我只是去看朋友。我的回答也已经很接近于一个本地人。此时，我已经渴望又去另一个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