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仍然淅淅沥沥下着雨。吃过早饭，在火塘边坐了一些时候，雨似乎小点了。我们撑着伞，沿着湖边走了大约二十分之一。
路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坑，大的积着齐膝深的黄泥浆。一辆旅游大巴陷在坑里，怎么也走不动，周围的二三十个人都来帮着推，可没用。最后，来了一辆车，在前面拉。我们沿着水边走，湖水时清时浊，雨大则浊，雨停下，湖边很浅的地方就清澈见底。
湖边渐渐没有路了，我们只好走上堡坎。在大坑小坑之间寻找下脚的地方。牵着马的汉子，背背篼的女人，碰见我们都要招呼：哪里库（去）呀？在一座经堂样子的木棱子前，我们碰到一群躲雨的小姑娘，人人都背着一个背篼，七八个头蓬在一起，在看一本《一千零一夜》。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直到我们前去打扰。说话的时候，她们显得很紧张，不是害怕，是担心没说好。“去打猪草。”“读四年级。”“学校不远，走两个小时就到了。或者，一个小时半。”走出几步，我忍不住回头，想再看一眼那群小姑娘。一回头，她们七八双眼睛正齐齐地望着我们。
雨变作了瓢泼，我们离住的地方已经很远了。前不挨村，后不靠店。打着伞，半身的衣裤也湿了。终于看到一座大门没有紧闭的木愣子，我们停下张望敲门，不敢擅入。主人即刻迎上来，“快进来躲会雨！”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一个老人抱着柴火，先我们进到里屋。“快来烤烤火！”我们的欣慰之情难以言喻。
屋里一片漆黑，等火塘里生起火，主人一定要让我们坐上火铺。由于常年烟熏火烤，两面墙壁积着厚厚的黑烟，附着几十年的灰尘，似乎随时要掉下来。我背后的墙上，上面是并排四张毛泽东的像，紧挨着下一排是六张观音菩萨的像。左边墙上的画更是五花八门，一张富士山的风景，一张海边的图景；一张餐具图，杯碟碗盏堆在一起，盘子，刀叉，茶杯，两个打开的鸡蛋；边上是孕妇卧室里都爱挂的那种，两个胖娃娃的照片。
这是一个纳西族家庭。主人叫王泽林，这里的年轻人都有一个汉名。他只有三十岁。老人是他的母亲，七十五岁了，她叫瓦茨冉.库加。这座房子是他的祖父修的，住了快一百年了。祖上住在云南那边，闹土匪时祖父往这边逃，留在这里了。“前几年，我才把房子装修过。”铺边的木柱也是黑的，可仔细看，却是亮的，摸上去干干净净。不知那些画，属不属于装修的内容。
库加老人蹒跚着，给我们拿来苏朗姆酒，喝！喝！驱驱寒！——你们在这里住吧？看着我拿出了笔，王泽林望了母亲一眼，很准确地说，她们是记者，是来采访。她们已经住下了。老人仍然热情地请我们喝酒，吃瓜子。然后，拿出随身的念珠，微微闭上眼。
王泽林于是告诉我说，这里，五十岁以上的人就什么事也不干了，整天念经。“老人家身体还好吧？”这时，库加睁开眼，说：“就是不好，咳。”然后拍拍前胸，又很吃力地拍拍后背。“她身体不好，胸口疼，累的。妈妈年轻时，庄稼不够吃。她种地，背柴，背粪，累的。”
“现在呢，现在能吃饱么？”
“将将就就。比以前公社一起种地那会儿好些。”每段日子，王泽林都是这么概括：将将就就。退耕还林以前，主要吃包谷，荞子，能吃饱么？将将就就。退耕还林以后，政府发大米，能吃饱么，将将就就。就是不大吃得惯，老人更不习惯，还是吃包谷糊。米饭还不如包谷？哪，新米当然比包谷好吃了。给的大米是老米，放久了，怕有几十上百年了，酸的。年轻的无所谓了，老年人吃不惯。
王泽林有一个八岁的儿子，满眼的机灵。他一个音一个音地告诉我说，他叫瓦茨冉.巴金。我们还没进屋，他就已经爬上铺，被奶奶喝斥下来。等我们坐下，他飞快地重新爬上火铺。望了我们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一跃而起，跳下火铺，跑到外面。不出两分钟，又蹬蹬蹬地跑回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里面装着花红，水淋淋的刚洗过。他放在我面前，只说一个字：吃！ 他的父亲笑着说，不值钱的，吃吧！吃！
说了一会儿话，王泽林用他们的话对小巴金说，去洗几个土豆，烤给她们吃。小家伙一下子从铺上弹起，拿手在额头上一比划：Yes sir! 很得意地看了我一眼，跳下去了。他端着干净的土豆进来，我问他，哪里学的？他指着火塘对角的黑暗里说，那里。原来，那角落里放着一台电视机。
库加老人下铺，佝偻着身子，倒了些油在杯子里，爬上铺，把这些油添进火铺旁边的神龛里。火铺是靠墙一个不封口的回字形，左边一溜一直延伸到门边。从里到外，最里边便放着神龛，然后是人的位置，过去靠门的一段位置放着日用家居：锅、碗、瓢、盆、暖水瓶等等。夜晚睡下，人和神龛和这些家什器具都在一个平台上。神供在神龛里一尺高的地方。王泽林说，他们信两种教，原来是东巴教，到这里又信了红教。主要还是东巴教。他一天也要烧三次香，添三次油，天天都要“写”，“写”就是拜佛。每天起床后、吃饭、睡觉，种地、打鱼，特别是出门前，一定要“写”的。照这么算，一天并不止三次。
东巴教里神灵们的长相、生活方式和人没什么区别。木棱子房，牛栏马圈羊厩齐备，晒粮架、家具火塘一样不缺。纳西人关于神的想象固定在和自己和现世有关的范围内。天神子劳阿普是个羊倌，牵着狗打猎、捕鱼；阳神、阴神在挤牛奶的同时，还要搓麦穗、织毛毯。东巴平时也不脱离生产和民俗生活，只在应人之请时主持宗教仪式。
每天“写”什么呢？我问王泽林。他想了几秒钟，说：“就是不能骗人，骗人影响‘写’。”“天天‘写’了，来世会好么？”他怔了一下，“哪能，下辈子还要继续‘写’。” 拜佛原来是和吃饭睡觉一样的事。也许就是这样，不问原因，不求结果，不讲逻辑，不要分析，只这么无怨无悔地执著，这才是信仰。
看我们只有两个人，王泽林说起一件事。不久前，三个女子结伴到泸沽湖，其中一个被山上的彝人抢走了。我和同伴听得面面相觑。他谦和地笑笑，接着说，“我们全村都帮着去找来，山上山下到处没找到。——他们（彝族人）住在山上，总是下山来抢。抢我们的谷子，抢人，骗人。”他停下，望着火塘，脸上有一些平静的忧伤。火光在他脸上跳跃，映出他的略显柔美的侧影。“他们地不够，粮食也不够。没办法。”他如此平静的接受与同情，和天天“写”有关吗？不过，我们听说以后，看见彝族人就躲得远远的，绕道走。
雨终于小了，我们起身告辞。我掏出钱，想给王泽林。他的脸倏地红了，坚决地挡住我的手，说，不行！不行！啥都没吃，不行！看我也要坚持，他说，下次来到我家住，行吧？
回到房间，我突然想起，他说的“写”，大约应该是“洗”。
